廖开瑛：向死神挑战的人

“通过人自身的生命力加以中国传统中药，来达到治癌的目的，的确是东方人特有的智慧。尽管西方人还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但它无疑给全世界癌症患者指出一条生的路。”这是美国一家报纸登载的一篇题为《古老王国的新奇迹》的文章中的话。文中所提这制造奇迹的中国人就是廖开瑛。

1930年的冬天，廖开瑛出生在江苏南通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廖家是远近闻名的中医世家，当地的府、县地方志中有多处记载。民间更是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个家族治病救人的传说。

廖开瑛出生才几年，其父廖成便应约赴东北投军抗日，在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队伍里任总部医官。后抗日队伍被打散，廖成定居哈尔滨，以开诊室为生。廖开瑛就是在这里渐渐长大的。受家庭的熏陶，廖开瑛六、七岁时，即能依方抓药，对中药的熟知超过一些学徒多年的药工。十二、三岁时便能把脉、开方，医治一些常见病。

1948年，年仅18岁的廖开瑛两副汤剂救了一位援华苏军上校的命。他由此得到了驻华苏军著名军医乌里扬可夫的赏识。后经他举荐，廖开瑛被破格送到苏联基辅医科大学进修数年。

1952年，廖开瑛回国后又继续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四年，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空军某院任职，祖传中医疗法和扎实的西医理论使他逐渐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风格。后来，他被调到空军总医院担任内科主任。

1964年，廖先生在该医院任内科主任时，他科里的一位大夫说了几句政治上违禁的话，加之这人又曾是国民党的旧军医，于是便成了院内整风的重点。廖开瑛书生气十足地为其打抱不平，结果与院领导发生了激烈争论。当年12月，他被分配回哈尔滨，来到了一个只有7个人的小门诊部，做了个普通医生。不过，这个小诊所竟比一些医院还红火，有时半夜就有人排队挂号，许多外地人甚至从几千里外前来就医。他们全是奔廖先生来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廖先生成为小诊所唯一的批斗对象。多少次他脖子上挂着“反动知识分子”、“苏修特务”的纸牌子给病人把脉看病，后面站着人监督，开的方子要经领导审核。不久，这点可怜的权利也被剥夺，只能每天在群众监督下打扫诊所和小巷的卫生。

终于，他病倒了，咳的非常历害，经常咳血，胸部常剧烈阵痛。服药无效，只好去拍片检查，结果被诊断为肺癌，右肺中部有2—3厘米的癌块。大夫建议他到北京做手术治疗。可当时的政治环境，谁会珍惜一个被专政对象的生命呢？一个月后，他被家人送回了原籍南通市郊外的祖屋。他只有一个愿望：死在出生的祖屋里，死后葬在家乡。

回到家乡后，听亲戚和乡亲们讲了许多廖家祖辈行医救人的传奇故事，“生”的欲望又一天天地强烈起来。面对默默落泪的妻子和一对未成年的儿女，一个信念在他心中冉冉升起：“我要活，我能活！”他一头扎进了家里的书屋，把自己埋入一堆堆医学书籍里。

他看了写，写了又看；写了扔，扔了又写，纸团弄得满地都是。终于，他把一张处方交到妻子手里。他在祖传清肺汤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制成特殊的方剂。

服药后，他逐渐感到精神好了起来。半月过去，他灰白的脸渐有血色，饮食也趋正常。廖开瑛一面细致体会，一面又修改了药方。在一个多月后，他到南京又做了检查，拍片显示：肺部无任何肿块，其他检查均未发现癌细胞。受到鼓舞，廖开瑛又调整了配方，并坚持服药。半年后，他回到哈尔滨那个小诊所上班时，同事们都惊讶之极。

一时，廖开瑛死里逃生的故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许多患者也跑来求治。廖先生虽被剥夺了处方权，但对患者也是有求必应。在实践中，他发现，他的探索对肺癌治疗确有一定作用，但对其他癌症，特别是癌细胞已转移的病人收效甚微。廖开瑛清醒地意识到，癌症这个世界难题决不是凭一时灵感就能攻克的，必须在科学基础上做深入、全面的研究。

在一个被他治愈的军代表的帮助下，他被调到哈尔滨军事医学研究所资料室工作。这使他得到了宝贵的时间和学习、研究的机会。他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书籍、资料，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研究笔记，做了上千次的病理和药理试验，终于完成了《中医治癌新论》的专著，提出了促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的“扶正改邪”的治癌理论。几年后又推出了他多年临床摸索而成的针对各种恶性肿瘤的系列治癌药。

一九八一年，落实政策后的廖开瑛重新回到空军总医院任肿瘤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三年五月，他正式将自己研究多年的成果用于临床。根据“扶正改邪”的理论，他把扶植患者体内正气，恢复、增强免疫功能做为突破口，再通过人的免疫功能去抑制癌细胞、转化癌细胞。

廖先生的第一个临床病人是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副院长，他是胃癌患者。经廖开瑛治疗几个月后，他又在原检查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表明身体一切指数正常，切片检查亦未见癌细胞。

一九八九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京市台办负责同志陪一位中年人来到廖先生家。这中年人是来祖国大陆谈投资建厂的台湾客商，第二天一早就要返台。这天晚宴时，听人说起廖先生的高明医术，想起家中患淋巴癌的老母，连饭也顾不得吃完，就来寻医求药。廖先生详细问了病情，送他够两个月服用的“项腮消癌散”药。两个多月后，这位台商再返北京市登门致谢，说他老母服药后身体已好，无以为报，想送一辆标致牌小汽车给廖先生。廖开瑛坚辞不受。最后，客商设宴相请，并即兴赋诗以赞：母子今能同欢乐，全仗神州有华佗。沐雨常念云何在，一统中华海难隔。

廖先生还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巡回医疗。每到一地，他都考察当地特有的草药资源，求教于古老的壮医、瑶医、藏医等民间名医，收集到许多未收入药典的地方特有的药用植物。并对它进行横向比较，从中分离摄取，经反复的药理实验，他把其中的七种配进治癌药中，使之更有效，更完善。

在十多年临床实践中，廖先生共收治了海内外癌症患者三千八百三十六例，他以自己的不懈努力为人们解除着病魔的肆虐，使其中很多人踏上了新生之路，搭上了奔向新生活的末班车。

1994年的中日医学大会把廖先生和他的治癌理论、系列新药推向了世界。他被推选为中国抗癌协会理事和全军肿瘤研究专家组成员。

199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医学研讨会上，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作了题为“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促使癌细胞逆转为正常细胞”的报告。中外同行们被这篇大胆向西医传统治癌方法挑战的报告所震惊。当他讲完，全场一片寂静。有的脸上带着欣喜的笑，有的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有的陷入深深的思考，但终于场内响起长达几分钟雷鸣般的掌声。在许多中外专家的要求下，大会专门为这位名叫廖开瑛的老人安排了一次专题答辩会。廖先生面对数十位专家的轮番提问，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

问：您为什么讲西医的化疗、放疗只能治标？

答：放疗、化疗的方法只考虑如何杀死癌细胞，而忽视了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更多的正常细胞，更加破坏了人的免疫功能，忽视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忽视了人的免疫功能及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而我的新疗法，就是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从恢复、加强人的免疫功能入手，促进人的内因起作用，从而战胜癌症。这是源于中医的基本理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扶正改邪”。

问：癌细胞可不是中医发现的，连癌症这个名词在中医理论中都没有，您如何解释？

答：在古代中医理论中没有对癌的专论，但不等于中国几千年来就没有治疗过癌症。过去中医或把它归于瘤，或把它称为毒，或把它视为疮。

问：你反对西医传统的治癌方法，是不是要全面否定西医？

答：不，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比如西医中手术治疗肿瘤是目前早期肿瘤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我反对单一的化疗、放疗。不过我相信中医、西医总有一天会殊途同归。我的治癌理论就是以现代细胞学、基因学为依据的，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尝试……

两个多小时的答辩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首肯。一时间，国内外新闻媒体掀起竞相报道的热潮。

1993年5月，美国纽约医科大学聘请廖先生到美国任教，并答应以巨资专门为廖先生在美国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和中成药工厂，廖先生以技术投资可获10％的股份。廖先生说：“我离不开中国，这里是我的根。眼睛总盯着钱的是商人，而眼睛盯着病人的才是医生。中国每年有几十万人死于癌症，我十几年才救得多少？”这以后又有几位外国人请廖先生出国，或许以高薪，或赠以房产，或请他长期到国外巡诊，都被他婉言谢绝。